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流放到了遥远的惠州。初到惠州时，苏轼的生活过得还算安逸，他享受着平静的岁月，甚至产生了终老于此的打算。可是，命运却并未对他温柔以待。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，苏轼再度遭遇贬谪，被调任琼州别驾，前往昌化。彼时的海南，远离中央政权，土地贫瘠，民众生活困苦，“非人所居，药饵皆无有”，即便是资深的官员，也常因不适应此地的环境而死于异乡。既然如此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推动了这一切，让苏轼多次陷入贬谪的深渊？
一、苏轼与章惇的早年情谊
在苏轼的命运中，章惇无疑是一个关键人物。章惇，字子厚，建州浦城人，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。他从小才华横溢，学识渊博，个性坚毅，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轻视与侮辱。1057年，章惇参加科举并顺利中进士，令他引以为傲的是，他的族侄章衡也参加了同一届考试，并且成绩比他还好。这个不小的打击让章惇极为羞愧，他竟然丢掉了已得的诏书，回到家中反思。1059年，章惇重新参试并中得一甲第五名，随即被任命为商洛令。两年后，章惇遇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才俊，这个人就是苏轼。
展开剩余69%在1061年，苏轼因在制科考试中拔得头筹，得以任命为大理评事，并签书凤翔府判官。此时，苏轼与章惇的缘分开始交织。在京城，两人曾有过初次的接触，而真正结为挚友则是在之后的共事中。两人之间的友情可谓深厚，几乎可以说是心心相印。一次，章惇正卧床休息，苏轼拜访时，章惇笑称自己“摩其腹”，苏轼笑答：“都是谋反的家事。”两人言谈无忌，言笑晏晏，显示了极为亲密的关系。
二、章惇的营救行动
然而，尽管两人性格互补、志趣相投，但他们在政治上的立场却发生了剧烈的分歧。1069年，在李承之的推荐下，章惇见到了参知政事王安石。王安石对章惇的才华十分欣赏，甚至表示“恨得之晚”，随即安排他参与到变法的事务中。而苏轼则始终对变法持反对态度，认为变法过于激进、对百姓生活造成了极大压力。此立场上的冲突，最终引发了“乌台诗案”，苏轼因诗文中暗含对朝廷政策的批评而被逮捕。
在苏轼深陷囹圄时，章惇虽然支持王安石的变法，但依旧不忘伸出援手，他对宋神宗上表说道，仁宗皇帝视苏轼如珍宝，现如今却将他投进监狱，恐怕后人会说您“听异言而恶讦直”。在章惇的努力下，苏轼最终得以出狱。出狱后的苏轼，收到章惇的慰信，内心感动至极，他回信说道：“平生唯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。”由此可见，苏轼将章惇视为挚友，与苏辙同等。
三、政治斗争中的彻底反目
然而，友谊终究未能抵挡住政治风云的变化。1085年，宋神宗驾崩，太皇太后高氏掌权，新党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，而旧党开始迎来反扑。此时，苏轼作为旧党的代表，官至翰林学士，苏辙也被任命为尚书右丞，两人风头正劲。然而，章惇却被逐出朝廷。1093年，高太后去世，宋哲宗即位，章惇借机复职，重返朝廷。他迅速展开了对旧党势力的打压，特别是对苏轼的打击尤为严厉。
在苏轼被贬往惠州时，虽然初到惠州的日子相对平静，苏轼也写下了《纵笔》一诗，表现出他对安逸生活的享受。但这一诗篇传到京城，章惇对此愤怒不已，他认为苏轼竟然在被贬期间还能如此“快活”，于是指使进一步贬谪苏轼至海南的昌化。这一举措使苏轼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。
1100年，宋哲宗去世，宋徽宗继位，局势发生了剧变。章惇的权力迅速瓦解，被迫贬谪，而苏轼也迎来了久违的解脱。虽然两人再未相见，但苏轼依然为章惇的儿子写信，言辞冷静，提醒说“以往更说何益，惟论其未然者而已”。这一信件表露出苏轼的复杂心情，既有旧情的回忆，也有对于过去恩怨的无奈。
参考资料：
1. 《宋史》
2. 《道山请话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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